我的家族

我的家族

 

我们的家庭原藉江西,大约在第六代时为逃避战乱而到贵州,定居安顺县—大用镇—湾寨乡(现属六枝特区)。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海拔数仟尺,耕地不多河流湍急,交通不便,对外闭塞,因此而较沿海及沿江省份落后很多。 被外省人称为 「穷山恶水」之乡,并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来形容贵州,一个多么现实及讽刺的描述。

 

我父辈有四兄弟,他排行第三取名邓贵谦,字羲之。兄弟四人都在湾寨务农,但稍后他同二伯父就外出到安顺经商,早期是盐商,在军阀割据将种植贩卖鸦片烟合法化的一段时期,从事贩卖鸦片。除了在安顺本地收购,更到云南购买质量最好的,俗称「云土」的鸦片来安顺包装再贩卖到其他地区,同时亦远从外省购买些日用品回贵州售卖。后来在安顺东街同好友丁纯武先生合开了间商店取名「恒兴益」,资金为四十万大洋,主要经营花纱、布匹、绸缎、百货、汇兑等。鼎盛时期,分号遍设到昆明、梧州、汉口、广州、上海等地。因善于用人,经营得法,资金累集到百万元之巨。在贵阳开分店时,父亲还带我去参加开幕典礼。在西街又同几位朋友修建了安顺大戏院供放电影,唱戏及其他用途,抗日战时亦经常用来演话剧。父亲的右额上长了一个如荔枝般大的包,好友们都叫他邓包包,并说那是个给他带来好运的「财包」。

 

虽然贵州是那么落后,而且父执辈们亦只读过几年私塾,我不得不佩服他们对培植下一代的远见及慷概。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不论是那一房的子弟,只要能读得好书的,都被送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接受中学或大学教育。我的亲二哥廷琨就在上海读震旦大学,亲三哥廷琪在广西梧州读培正中学,又到上海读复旦大学,四房的廷法二哥曾读北京清华大学,二房的廷瑜三哥在上海读中学,后来廷法及廷瑜还远赴德国在柏林大学深造,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才回国。在1937年我亦曾到上海准备就读小学,但因中日战之开启而不得不随三哥及大哥的家人一起撤回贵州。中国大部份地区都相继沦陷,我们在外的生意亦被逼停顿,为撤回的资金找出路,父亲、若符大哥联同几个朋友在安顺开了一间「聚康银行」,这间银行开了几年后跟随解放而结束。

 

抗日战胜利后(1945年),为了取得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的贵州代理而又另开设「和中公司」,经过几次谈判后,和中公司终于取得了这个永不会蚀本的贵州代理权。油类产品载于一个个五十三加仑的铁桶内,由广西梧州的仓库用船运到柳州,再用货车运送到贵州。为了配合运送石油及其副产品,除了在香港、柳州及梧州开设分公司外,并自购货车组成车队担任由柳州到贵阳的运送工作。在回程方面亦充份利用装油类的空铁桶装桐油及一包包的鬃由自己车队运到柳州再用船经梧州转香港出口外国。桐油是贵州、四川、湖南三角地带的特产,在那个年代是造船业的必需品,而鬃则是制造各种刷子的最佳材料。业务既扩充了,家中的年青子弟也纷纷协助上阵打理。廷瑄大哥负责上海,廷琪三哥及廷瑜堂三哥负责香港,堂兄浲民负责柳州,堂四哥浲光主理梧州,此外亦招纳有为及可靠之外姓氏主理广州昆明等地之业务。邓家生意的推动以父亲为主,坐镇安顺大本营,再由堂大哥廷玺(若符),一个有头脑,够眼光,够魄力的人协助,到处走动、巡视、监督,公司才有如此的成就,很可惜这个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汽油代理,做了大约两年,就因共产党的席卷大陆而烟消云散了。

 

父亲在安顺是个知名人仕,曾任数届商会主席及儿童救济院院长,捐图书馆大楼给县立安顺中学,西街及北街用大麻石所重建的马路亦是在他大力赞助及推动下得以完成的。据『普定县志』记载,早在1915年他已在大用镇出资创办了最早期的初、高两级小学,亦在四十年代初应普定县朋友伍效高之请,捐资修建普定建国中学。三十年代黄元操先生倡修府志,成立志局,他亦是主要的赞助人,并与帅灿章、邓子英、丁纯武、魏伯卿等同为审计委员。他很疼惜我,常要我自拉胡琴兼自唱京戏给他听,有时夜晚出外探访友人亦要我陪同。过年给压岁钱时他在床上推了一堆银洋(银子做的钱币)要我用两手去抓,抓多少都是我的,那晓得我小小的手越想多抓就越漏得多,父亲趁机告诉我不可太贪,因为得不偿失。多么好及多么现实的一课。非常不幸他于1948年十一月十日因脑膉血而病逝,当时大哥在上海,二哥在天津,三哥在香港,我在广州读书,由于事发突然加上关山阻隔,四兄弟都赶不上给他老人家送终,此乃我等做儿子的终生憾事。   


母亲叫刘玉珍, 有一姊一弟, 从小父母过世, 三姊弟都在镇宁县天主堂的孤儿院长大, 所以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弟弟刘秀全是个木匠,铺子就在天主堂对面,姐姐在街上炒栗子贩卖。母亲每天早午晚都念经,礼拜五要守斋 (只能吃水产不吃肉,后已取消) 。由于我自幼就受了她的感染, 所以亦是一名教徒并受过洗, 圣名叫LAWRENCE。在1947年到上海考大学时亦如母所愿的到徐家汇大教堂领了坚证。她慈祥的面孔及和善的笑容至今仍历历在目,她还常将戴在身上的玉坠给亲友看,并笑咪咪的说那是她特别留给我未来媳妇的,她心目中要我娶一个肥肥白白的姑娘说是好生养及好福气,那时因为年纪尚小及后来的变迁,未能照她所愿去娶我堂舅父的肥女儿,但我亦没有令她失望,因为我终于娶了一个体态丰满的广东姑娘为妻,她不单是一个贤内助,更为邓家生了三个健康并培育成材的儿子,更因此而添了四个可爱的男孙及两个漂亮的女孙。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安顺是重要城市之一,国防部的军医学校、兽医学校、贵州大学工学院等的迁来、黔江中学、豫章中学的建立,安顺顿时成为一个教育重镇。故宫博物院的部份珍藏及空军仓库都搬到安顺,更显现出其战略的重要性。政治部的宣传队及职业剧团(京戏、川戏、话剧) 的来往演出, 亦给安顺加添少文化及艺术的气息。到抗战后期滇缅公路开通后,美军的车队更源源不断的将物资经安顺运往前线,并在安顺设调配站,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商贾云集,市面一片繁荣。只要是美军用的吃的,在市面上都能买到,比如多用途小刀、手表、皮靴、雨衣、甚至名贵的医药、器材等,吃的方面更是丰富,多数都是一包包的干粮,面有饼干、芝士、巧克力糖、香口胶、罐装豆、香烟等。当时最流行的香烟有两个牌子﹐一是红吉士(Lucky Strike),另一个是白吉士(Chesterfield)。美国的书杂志电影等亦都一并带入了这个山区小城,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安顺居然还能吃到西餐。父亲知道我们喜爱京戏,就请了随军京剧团的师父教我们唱戏、拉胡琴,廷琪三哥、我、侄女惠珍、惠芳、侄儿承武等都有参加,我除了学拉琴,亦学唱青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