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父母、中年丧配偶、老年丧子女，多谢天主保佑，上天眷念，这些都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谨此一点我可说我是最幸运及最幸福的人了。

我曾在庆祝结婚五十周年的宴会中致词时说过，我一生中作了三个对我影响最大亦是最佳的选择：第一是选对了行业，它使我有机会接触世界每个角落，到过很多地方，开拓了我的视野，更由于它是我所喜爱令到我在事业上的成功事半功倍。第二是参加了国际狮子会，一个除服务本地外更扩及世界的团体，有机会认识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能广泛地为香港及世界各地服务，除了金钱上的资助，更需要亲身参与，因而令我的人生更为丰满。最后是娶友杰为妻，带给我终身幸福。有人当场就质疑我是否将次序颠倒了，为甚么将选妻放在最后，我的回答是无论我们是听戏或听唱歌，重量级的演出者总是最后出场，又如吃西餐，主菜亦在最后才出。外语亦有说“last but not the least”,「最后但份量并不轻」所以将选妻放到最后，才能突出其重要性。

在我二十岁之前，除了孩儿时期看到军阀之间你我夺的小型战乱外，更曾经历过两次合共长达十二年的大规模战争：八年抗日及四年国共内战。虽然我没有直接受到战争的冲击，但亦受到影响，所见所及令人终身难忘。残酷的战争带来了毁灭，死伤，生命无保障，生计困难等等，更令到成千上万的人离乡别井，但由另一个角度来看亦可磨练一个人的坚强意志，独立性格，求生愿望，谋生技能等等。

一）抗日战争（1937—1945）开战还不到两年，日本就占领了沿海及中部的半个中国，令到政府要将首都由南京西迁至四川重庆，所有政府部门、机关，加上私有的工商、文化，教育等机构的资金及人材，亦加入这个西向大迁徒的行列，令到一向贫穷，落后兼闭塞的西南、西北省份得益不少。贵州是其中之一。就算战争完结后，千千万万的人迁回原居地，但所留下来的基础建设，资金及人材对西部后来的继续发展，亦起了不少的作用，我特别强调这是一次由东向西的大转移。

二）国共之战自1920年代开始已进行了多年，中间停停打打直到1949年，共产党以破竹之势席倦了整个中国，打到国民党退居台湾为止。这又是我国另一次人口、人才及资金的大转移。与抗日战争不同，这次是向南转移到台湾及香港。大迁徒到台湾自不在话下，因为那是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但为何香港亦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呢？这就地缘及历史的因素了。首先是地缘，一个由英国管辖的殖民地与中国只一河之隔，又有政治庇护。历史的因素，每当国内政局动荡或有战争，不少人会到香港暂避，待事过之后才回到原居地。所以香港历年来都是中国人的避难所。但这次可不同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意识到，这次不再是小型战争或地区性的动乱，而是共产党取得了整个中国的政权。对很多人来说，给共产党统治是一件不可想象及很可怕的事，特别是对一般有钱有势的人。因此就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以亿计的资金，各种类型的专业及技术人才、学者、艺术工作者、以至散兵游勇、黑白两道的人马等都由四面八方来到了香港。

香港在1949年之前是靠转口维生的，国内的土特产及原材料经香港洋行转销国外，而国外的制成品即所谓「洋货」亦经香港洋行进入国内的市场。但自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中国就同外面断绝了关系，等同闭关自守。当时大家都称苏联为铁幕国（iron curtain），而叫中国为竹幕国（bamboo curtain），香港因此也就失掉了它作为转口桥梁的作用，生意衰萎，谋生困难，加上万计的难民，千计的散兵游勇，的确给香港带来很大的困扰及前所未有的问题。香港政府祗能在居住、粮食、医疗、教育等方面尽力照顾，至于谋生，那得靠自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本地人及外来者大家不分彼此的发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刻苦耐劳的精神，用自己的头脑，在共同努力下，令到香港不祇能自力更生，更促进了香港由六十年至九十年代的三十年内在工、商、经、贸及旅游等的飞跃进步，创造了罕有的财富及特有的文化。这种拚搏精神及特有文化再经六十年及八十年代两次大移民潮开枝散叶传遍欧澳美加等地。自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香港、欧、澳、美、加等地的华人，加上台湾的同胞对我国近三十年来的辉煌成就所作的贡献及影响，是不能抹杀的。我就是在上述的情况下,跟其他很多人一样,在香港奋斗了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