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及第一份工作

大学教育及第一份工作 – 1

 

由于家中是经商的,自然希望我读商科。但当时年青人的志向是如何将战后的中国由废墟中重建成一个强大及现代化的国家:一就是从政,一就是读理工科。我对从政一向都没有兴趣,那只有选后者了。报考了几间出名的大学,如交通、同济、复旦、雷士德工学院及浙江大学,选的都是建筑、机电、机械、造船等,但由于在贵州所读的英文水平不够,数理化又不是我的强项,而我竟不自量力的跟随潮流去报考理工,结果当然都没有考上。九月初学校都陆续的开学了,而我的读书问题还没有着落,心亦开始急,就在这不知何去何从之际,碰上香港华侨工商学院在沪招生,想到家中是做生意的,既然理工科都考不上,不如去读商科去做生意吧,而且那亦是父亲所希望的,报名去考而被录取了。

 

十月初秋天气开始转,街上铺盖了金黄色法国梧桐树的落叶,无论上海是多值得留恋,也该是我南下去香港上学的时候了。带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上海,乘飞机经厦门到了香港,一个英国属下的殖民地,一个除了文字相同。其他如语言、风俗、习惯,穿着等都同国内有很大差异的陌生地方。但我很有自信凭我的应变能力及语言天才,肯定短时间内可以克服而且会适应的。学校的宿舍是在半山梅道德国领事馆原址,二次大战结束遭港府没收后租给了学校。课室亦在半山山顶道一号,那是一座丰银行中国陈姓买办的大宅。他有五个老婆,大概经济上遇上了困难,就将部份租了出来。虽然地方不大只够四间课室,但由于大学不像中学生每天从早到晚都要上课,祇要安排得宜亦可应付。在课室附近的罗便臣道有一间由爱尔兰耶稣会神父开办的华仁书院,知道自己英文差,就想趁此机会去补习。但这是一间正规学校,收补习生,所幸神父们很理解亦很同情我的情况及那份上进心,再加上我是天主教徒,破例的收了我做一名英文课的旁听生。

      

令很多同学失望的是华侨工商学院不像是一间正规学校,没有体育场,没有图书室。教授上完课急急就走,讨论或提问的机会都没有。有些科目没人教,有人教的又是不知所谓。怪不得在上海到了九月才招生,目的就是在吸收一批考不上名校的学生,不知我是幸还是不幸,不幸的是读上了一问俗称的「野鸡大学」,幸的是后来得留港发展。同学们都逐渐离去,学校更不像学校。我在校认识的两个好朋友:山东潍县的李青山及上海的廖靖南稍后都去广州就读广州大学,以此同时华侨工商学院亦作了最后的努力,将学校搬去新界沙田一个名「何东楼」较大的地方,希望能留住一些学生兼收多些新生。由于当时我在华仁补读英文,所以既没有去广州,亦没有去沙田,反而在山顶道一号原校址同另外几个同学租了一个房间居住。

 

在华侨工商学院的一年,我仍是个活跃的学生,出版墙报并担任绘画方面的工作,设计版头,画插图及讽刺性的漫画。做主编的同学陈之凡不知是不是后来成名于文艺界的同一位作家那就有待查证了。墙报只出了两期就停,一来是征搞困难,二来是同学都逐渐离去。继续出就没有甚么意思了。      

 

在港时有三件事值得一提。(一)邓家已在港开设「和中公司」,所以有机会见到若符大哥光四哥及廷琪三哥,廷琪还到山顶道我的居所看我,并同一些同学拍照留念。(二)到港后照地址找到了在贵阳曾教我唱歌的草田及杨莉君夫妇,后来李青山、廖靖南及我都找草田给我们补习英文。(三)我亦学会了跳交际舞而且跳得非常出色。当时我是学生哥一个,经济资源有限,如何能用较小的代价获取较大的成效就得归功于我用对了策。舞蹈学校收费贵,舞蹈学院收费贵,高尚的舞厅更是想都不用去想,只好去一间供水兵、海员及普罗大消遣名为「梦乡」(DreamLand)的小舞厅,既经济又实惠。舞女们围舞池而座,客人们想同那位舞女跳舞,走到她的面前给她一张舞票就可跳一只音乐。舞票是一元三张。既然我的目的是学好跳舞并无其他企图,不需去找年青貌美的舞小姐,反而是那些年纪较大的。一来是经验丰富,舞肯定跳得好,二来是坐冷板凳的时间较多,祇要有人肯找她跳,她一定很开心亦会用心指导。我就是这样以不多的消费取得最大的成效。没有想到的是我精湛的舞艺对我后来追求我太太时起了很大及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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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大学就读的李廖两位同学再三来信催促我前去就读该校,我老大的不太愿意,心中仍想等我在华仁修完英文后,再去考一间出名的大学,但那将是一年后的事了。到时英文固然有了进步,但其他科目亦可能因时间关系而生疏了。最后还是决定北上广州就读广大。它虽然不及岭南及中山等大学那么出名,但还是一间给教育部认可的私立大学,侨生很多,校舍在市中心,师资从学历及资历看还不算差,有不少教授还是留学外国的硕士或博士。我住宿在和中公司海珠南路的宿舍,除了韩姓经理夫妇外还有廷琪三哥的同学兼好友亦在公司任职的梁大昌夫妇,有一个女工人煮饭兼洗熨。香港的和中公司由廷琪三哥及廷瑜三哥共同负责,廷琪三哥带同三嫂及承绥承群侄儿,廷瑜三哥带同他的德藉太太马爱娜及承礼承可侄儿同住在一起,地址在德辅道中康年银行三楼全层,一半是办公室,另一半是宿舍,我有时趁周末亦到香港探望两位兄嫂及子侄们,有时还同他们一起到浅水湾游水。


在广大我插班读一年级下学期选国际贸易。又一次显示了我活跃的性格,很快就组织了一个名为「青火」的合唱团,除管理外还负责选歌及担任指挥,这个合唱团曾先后在学校及基督教青年会的晚会中演出。

 

当时共产党已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只有华南及西南仍在国民党控制中。但人心徨徨,金融动荡,大家都尽量保留外币及黄金,只是在估计到每次要花多少国币时,才将手中的美金或港币到当时满街都有的找换档口换成国币「金元」。那怕是一元港币都可找换。因为每天,后来变成每小时国币币值都在下跌,面值五万十万的一张「金元券」满街都是,令人难以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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