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族

我們的家庭原藉江西,大約在第六代時為逃避戰亂而到貴州,定居安順縣—大用鎮—灣寨鄉(現屬六枝特區)。貴州地處雲貴高原,海拔數仟尺,耕地不多河流湍急,交通不便,對外閉塞,因此而較沿海及沿江省份落後很多。 被外省人稱為 「窮山惡水」之鄉,並用「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來形容貴州,一個多麼現實及諷刺的描述。

 

我父輩有四兄弟,他排行第三取名鄧貴謙,字羲之。兄弟四人都在灣寨務農,但稍後他同二伯父就外出到安順經商,早期是鹽商,在軍閥割據將種植販賣鴉片煙合法化的一段時期,從事販賣鴉片。除了在安順本地收購,更到雲南購買質量最好的,俗稱「雲土」的鴉片來安順包裝再販賣到其他地區,同時亦遠從外省購買些日用品回貴州售賣。後來在安順東街同好友丁純武先生合開了間商店取名「恆興益」,資金為四十萬大洋,主要經營花紗、布匹、綢緞、百貨、匯兌等。鼎盛時期,分號遍設到昆明、梧州、漢口、廣州、上海等地。因善於用人,經營得法,資金累集到百萬元之巨。在貴陽開分店時,父親還帶我去參加開幕典禮。在西街又同幾位朋友修建了安順大戲院供放電影,唱戲及其他用途,抗日戰時亦經常用來演話劇。父親的右額上長了一個如荔枝般大的包,好友們都叫他鄧包包,並說那是個給他帶來好運的「財包」。

 

雖然貴州是那麼落後,而且父執輩們亦只讀過幾年私塾,我不得不佩服他們對培植下一代的遠見及慷概。就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不論是那一房的子弟,只要能讀得好書的,都被送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接受中學或大學教育。我的親二哥廷琨就在上海讀震旦大學,親三哥廷琪在廣西梧州讀培正中學,又到上海讀復旦大學,四房的廷法二哥曾讀北京清華大學,二房的廷瑜三哥在上海讀中學,後來廷法及廷瑜還遠赴德國在柏林大學深造,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才回國。在1937年我亦曾到上海準備就讀小學,但因中日戰之開啟而不得不隨三哥及大哥的家人一起撤回貴州。中國大部份地區都相繼淪陷,我們在外的生意亦被逼停頓,為撤回的資金找出路,父親、若符大哥聯同幾個朋友在安順開了一間「聚康銀行」,這間銀行開了幾年後跟隨解放而結束。

 

抗日戰勝利後(1945年),為了取得美國德士古石油公司的貴州代理而又另開設「和中公司」,經過幾次談判後,和中公司終於取得了這個永不會蝕本的貴州代理權。油類產品載於一個個五十三加侖的鐵桶內,由廣西梧州的倉庫用船運到柳州,再用貨車運送到貴州。為了配合運送石油及其副產品,除了在香港、柳州及梧州開設分公司外,並自購貨車組成車隊擔任由柳州到貴陽的運送工作。在回程方面亦充份利用裝油類的空鐵桶裝桐油及一包包的鬃由自己車隊運到柳州再用船經梧州轉香港出口外國。桐油是貴州、四川、湖南三角地帶的特產,在那個年代是造船業的必需品,而鬃則是製造各種刷子的最佳材料。業務既擴充了,家中的年青子弟也紛紛協助上陣打理。廷瑄大哥負責上海,廷琪三哥及廷瑜堂三哥負責香港,堂兄浲民負責柳州,堂四哥浲光主理梧州,此外亦招納有為及可靠之外姓氏主理廣州昆明等地之業務。鄧家生意的推動以父親為主,坐鎮安順大本營,再由堂大哥廷璽(若符),一個有頭腦,夠眼光,夠魄力的人協助,到處走動、巡視、監督,公司才有如此的成就,很可惜這個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汽油代理,做了大約兩年,就因共產黨的席捲大陸而煙消雲散了。

 

父親在安順是個知名人仕,曾任數屆商會主席及兒童救濟院院長,捐圖書館大樓給縣立安順中學,西街及北街用大麻石所重建的馬路亦是在他大力贊助及推動下得以完成的。據『普定縣志』記載,早在1915年他已在大用鎮出資創辦了最早期的初、高兩級小學,亦在四十年代初應普定縣朋友伍效高之請,捐資修建普定建國中學。三十年代黃元操先生倡修府志,成立志局,他亦是主要的贊助人,並與帥燦章、鄧子英、丁純武、魏伯卿等同為審計委員。他很疼惜我,常要我自拉胡琴兼自唱京戲給他聽,有時夜晚出外探訪友人亦要我陪同。過年給壓歲錢時他在床上推了一堆銀洋(銀子做的錢幣)要我用兩手去抓,抓多少都是我的,那曉得我小小的手越想多抓就越漏得多,父親趁機告訴我不可太貪,因為得不償失。多麼好及多麼現實的一課。非常不幸他於1948年十一月十日因腦膉血而病逝,當時大哥在上海,二哥在天津,三哥在香港,我在廣州讀書,由於事發突然加上關山阻隔,四兄弟都趕不上給他老人家送終,此乃我等做兒子的終生憾事。   


母親叫劉玉珍, 有一姊一弟, 從小父母過世, 三姊弟都在鎮寧縣天主堂的孤兒院長大, 所以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她弟弟劉秀全是個木匠,鋪子就在天主堂對面,姐姐在街上炒栗子販賣。母親每天早午晚都唸經,禮拜五要守齋 (只能吃水產不吃肉,後已取消) 。由於我自幼就受了她的感染, 所以亦是一名教徒並受過洗, 聖名叫LAWRENCE。在1947年到上海考大學時亦如母所願的到徐家匯大教堂領了堅証。她慈祥的面孔及和善的笑容至今仍歷歷在目,她還常將戴在身上的玉墜給親友看,並笑咪咪的說那是她特別留給我未來媳婦的,她心目中要我娶一個肥肥白白的姑娘說是好生養及好福氣,那時因為年紀尚小及後來的變遷,未能照她所願去娶我堂舅父的肥女兒,但我亦沒有令她失望,因為我終於娶了一個體態豐滿的廣東姑娘為妻,她不單是一個賢內助,更為鄧家生了三個健康並培育成材的兒子,更因此而添了四個可愛的男孫及兩個漂亮的女孫。


八年抗日戰爭期間,安順是重要城市之一,國防部的軍醫學校、獸醫學校、貴州大學工學院等的遷來、黔江中學、豫章中學的建立,安順頓時成為一個教育重鎮。故宮博物院的部份珍藏及空軍倉庫都搬到安順,更顯現出其戰略的重要性。政治部的宣傳隊及職業劇團(京戲、川戲、話劇) 的來往演出, 亦給安順加添少文化及藝術的氣息。到抗戰後期滇緬公路開通後,美軍的車隊更源源不斷的將物資經安順運往前線,並在安順設調配站,車水馬龍,人來人往,商賈雲集,市面一片繁榮。只要是美軍用的吃的,在市面上都能買到,比如多用途小刀、手錶、皮靴、雨衣、甚至名貴的醫藥、器材等,吃的方面更是豐富,多數都是一包包的乾糧,面有餅乾、芝士、巧克力糖、香口膠、罐裝豆、香煙等。當時最流行的香煙有兩個牌子﹐一是紅吉士(Lucky Strike),另一個是白吉士(Chesterfield)。美國的書雜誌電影等亦都一併帶入了這個山區小城,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安順居然還能吃到西餐。父親知道我們喜愛京戲,就請了隨軍京劇團的師父教我們唱戲、拉胡琴,廷琪三哥、我、姪女惠珍、惠芳、姪兒承武等都有參加,我除了學拉琴,亦學唱青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