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喪父母、中年喪配偶、老年喪子女，多謝天主保佑，上天眷念，這些都沒有發生在我的身上，謹此一點我可說我是最幸運及最幸福的人了。

我曾在慶祝結婚五十周年的宴會中致詞時說過，我一生中作了三個對我影響最大亦是最佳的選擇：第一是選對了行業，它使我有機會接觸世界每個角落，到過很多地方，開拓了我的視野，更由於它是我所喜愛令到我在事業上的成功事半功倍。第二是參加了國際獅子會，一個除服務本地外更擴及世界的團體，有機會認識很多世界各地的朋友，能廣泛地為香港及世界各地服務，除了金錢上的資助，更需要親身參與，因而令我的人生更為豐滿。最後是娶友傑為妻，帶給我終身幸福。有人當場就質疑我是否將次序顛倒了，為甚麼將選妻放在最後，我的回答是無論我們是聽戲或聽唱歌，重量級的演出者總是最後出場，又如吃西餐，主菜亦在最後才出。外語亦有說“last but not the least”,「最後但份量並不輕」所以將選妻放到最後，才能突出其重要性。

在我二十歲之前，除了孩兒時期看到軍閥之間你我奪的小型戰亂外，更曾經歷過兩次合共長達十二年的大規模戰爭：八年抗日及四年國共內戰。雖然我沒有直接受到戰爭的衝擊，但亦受到影響，所見所及令人終身難忘。殘酷的戰爭帶來了毀滅，死傷，生命無保障，生計困難等等，更令到成千上萬的人離鄉別井，但由另一個角度來看亦可磨練一個人的堅強意志，獨立性格，求生願望，謀生技能等等。

一）抗日戰爭（1937—1945）開戰還不到兩年，日本就佔領了沿海及中部的半個中國，令到政府要將首都由南京西遷至四川重慶，所有政府部門、機關，加上私有的工商、文化，教育等機構的資金及人材，亦加入這個西向大遷徒的行列，令到一向貧窮，落後兼閉塞的西南、西北省份得益不少。貴州是其中之一。就算戰爭完結後，千千萬萬的人遷回原居地，但所留下來的基礎建設，資金及人材對西部後來的繼續發展，亦起了不少的作用，我特別強調這是一次由東向西的大轉移。

二）國共之戰自1920年代開始已進行了多年，中間停停打打直到1949年，共產黨以破竹之勢席倦了整個中國，打到國民黨退居臺灣為止。這又是我國另一次人口、人才及資金的大轉移。與抗日戰爭不同，這次是向南轉移到臺灣及香港。大遷徒到臺灣自不在話下，因為那是國民黨政府的所在地，但為何香港亦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呢？這就地緣及歷史的因素了。首先是地緣，一個由英國管轄的殖民地與中國只一河之隔，又有政治庇護。歷史的因素，每當國內政局動盪或有戰爭，不少人會到香港暫避，待事過之後才回到原居地。所以香港歷年來都是中國人的避難所。但這次可不同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都意識到，這次不再是小型戰爭或地區性的動亂，而是共產黨取得了整個中國的政權。對很多人來說，給共產黨統治是一件不可想像及很可怕的事，特別是對一般有錢有勢的人。因此就吸引了數以十萬計的中國人，以億計的資金，各種類型的專業及技術人才、學者、藝術工作者、以至散兵游勇、黑白兩道的人馬等都由四面八方來到了香港。

香港在1949年之前是靠轉口維生的，國內的土特產及原材料經香港洋行轉銷國外，而國外的製成品即所謂「洋貨」亦經香港洋行進入國內的市場。但自一九四九年解放後，中國就同外面斷絕了關係，等同閉關自守。當時大家都稱蘇聯為鐵幕國（iron curtain），而叫中國為竹幕國（bamboo curtain），香港因此也就失掉了它作為轉口橋樑的作用，生意衰萎，謀生困難，加上萬計的難民，千計的散兵游勇，的確給香港帶來很大的困擾及前所未有的問題。香港政府祗能在居住、糧食、醫療、教育等方面盡力照顧，至於謀生，那得靠自己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本地人及外來者大家不分彼此的發揚同舟共濟，守望相助，刻苦耐勞的精神，用自己的頭腦，在共同努力下，令到香港不祇能自力更生，更促進了香港由六十年至九十年代的三十年內在工、商、經、貿及旅遊等的飛躍進步，創造了罕有的財富及特有的文化。這種拚搏精神及特有文化再經六十年及八十年代兩次大移民潮開枝散葉傳遍歐澳美加等地。自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後，香港、歐、澳、美、加等地的華人，加上台灣的同胞對我國近三十年來的輝煌成就所作的貢獻及影響，是不能抹殺的。我就是在上述的情況下,跟其他很多人一樣,在香港奮鬥了半個世紀。